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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孔子传的心得体会篇1
看完《孔子》，只记得一句话：求仁得仁，又何怨。也许可能加上一句：虽未能至，心向往之。只是内求的信念，是反求诸己，而非外求他人。
也许，无为方能无不为，但无为而非不能，无用安知不是大用。为何在乎结果，而非过程，无果而非成功否?有因才有果，无因而无果，因比果更重要，不是么?有a点方可达到b点，无起点何来终点，无生方能死?只求果，那是证明，有因无果，那是勇气，无因有果，那是荒谬。想有果，那要承受支撑果价值的艰辛。
也许，两点之间，直线不是最短。我们的意志和良知告诉我们，我们是有选择的自由的，能负责任的，可是我们在外部世界的日常经验中却受着因果律的支配。生活中我们明知“有因必有果”，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最终也要服从因果律?以前我们提“曲线救国”，因为直线直接、血腥，是革命而非改良。若这样理解，两点之间，是不是就可以说曲线最短。遇山遇水，我们搭桥铺路，甚至挖隧道，从经济学层面说，这不是最经济的。路总要随着地势，你搭桥挖道，不是美化自然，而是破坏自然。如果我们要达到山顶，是不是也可以搭桥、掘坑?所以詹天佑的“人”字形铁路才是伟大的创举。一切伟大的创举总不能置于别人或自然代价之上。
孔子知不能为而为之，实则无畏，因其思想方能流传千古而不衰。在此不讨论其作为儒家思想之源的效用而存在。也许在功利社会的当今，有因无果，不成主流，实认愚蠢。所以当今最短这样思想理念，所以成功学成了主流，大家都想有车有房有美女嫁个有钱人。有人说有钱人就是等有了钱才是人，学好数理化不如拼老爸，有了钱就能活在天堂，天堂与地狱的区别就在于有钱否，再也不是好人与坏人的区别了。
如今社会最喜欢树立英雄，所以孔子只能作为圣人。伽利略说过：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所以如今最缺的是圣人，而非英雄。孔子知不能而为之，实则时代赋予的责任，也是良知应起到的作用。如今中国，谈的是权、钱和关系，所以时代的使命必与之相反，那又有几个人能够明确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有时我们说个人的伟大，其实历史并不使单个的人不朽。虽然孔子知不能而为之，但他不能打断历史的循环。历史总是曲线前进的，就如基因也是螺旋式的。若个人想用直线式打断历史循环前进，那某些个别事例、事迹或事件，也同样打断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循环。无论何时，只要人们追求他们的目标，像耕种那如果没有他们的劳作，就无所出产的土地，若强迫自由飘荡的风扬他们的帆，越过不停翻滚的浪，也就打断了无目的的，只能在自身内翻转的运动了。所以影片中说，夫子的思想又有谁能够理解。所以当我们在一种历史过程的意义上深思历史的本质、国家的历史命运及它们的沉浮兴衰时，永远不能寄托于个人而忽视历史过程必定是循环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通过出生来到这个世上以及这个世界通过诞生而持续更新。也许这才是我看《孔子》最大的想法，历史总不能靠个别人来承担。既然提出“文化强国”理念，回归孔子儒学不知可否?改变如今民不民、政府不政府的局面。
孔子最后回鲁国讲学立着，我们也可以反思下如今的教育。从教育功能上看，其目标不是把年轻人引入世界，而只是带入世界的一个有限部分。教育不能不伴随着教，没有学的教育是空洞的，很容易陷入道德和情感说教，但是没有教育也能轻而易举地教，一个人即使活到老学到老，也不一定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必须留给专家和教育局考虑的细节。
其实，教育的要义在于，我们要决定我们对国家的爱是否足以让我们为国家承担责任，是否要让它免于毁灭，因为若不是有新的、年轻的面孔不断加入进来和重建它，它的毁灭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教育是立国之本，不是说来玩笑。强国战略无不是人才战略，而不是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但也不是不无关系的，只是轻重之别。
同时，教育也是要政府决定，政府对孩子的爱是否足以不把他们排斥在体制之外，是否要让他们自行做出决定，也就是说，不从他们手里夺走他们推陈出新、开创我们从未预见过的事业的机会，并提前为他们重建一个共同世界的任务做准备。也许中国畸形的教育与西方教育方式的区别就在于此吧。
读孔子传的心得体会篇2
作为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其德育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对世界教育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这样评价孔子：“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之中国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之中国文化，赖孔子而开。”世人亦称孔子为“万世师表”、“文化圣人”。他的德育思想长期影响着我们的教育和民族精神的方方面面，敦促着我们去研究和重视。
一、孔子教育理论的核心
德育是孔子教育理论的核心。《论语》一书记载了他的德育思想和德育实践。其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仁”，以“孝”和“悌”为根本。
“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做人的道理和规范，是孔子德育思想的主要范畴。“仁”的含义，《论语》中多次提到，如“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等。“仁”为众德之首，而作为最高准则，孔子的“仁”学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先天的道德范畴。《论语·宪问》中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从中可以看出，“仁”是先天的道德属性，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仁”，小人是绝对不行的，从而“仁”成为先天的道德精神。
其次，是主观的道德修养。依孔子之见，“仁”是天赋道德，故小人中不会有仁人，君子当都是仁者。然而，现实却会有相悖现象，所以能否达到“仁”又是由主观意识决定的。所以，孔子又谈道“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等。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孔子思想中的“仁”，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以求达到思想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境界，就是孔子的德育标准和目标。
“孝”和“悌”是孔子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孝”是父子之间的爱，“悌”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这是“仁”的根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
孔子“仁”的学说，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今天的这种三位一体的教育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有新人，这也正是我们德育的首要目标。
二、孔子的德育实践
孔子强调德育，并且把他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其实施德育的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培养学生的道德知识。孔子在认识论方面虽然承认有“生知”、“学知”，但他更重视“学知”。其本人也承认：“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并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其大半生精力从事教育事业，并认为首先要有丰富的道德知识，才能分辨善恶、是非、荣辱，才能不迷惑，是所谓“知者不惑”(《论语·子罕》)，“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才能把遵守规范视为内心精神上的需要而感到快乐，是所谓“知者乐”(《论语·雍也》)。孔子亦强调知德的重要性，“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第二，孔子强调道德信念与意志的培养。人不仅要知德，而且还要把它转化为道德信念，才能乐之不苦，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必要时要为道德而献身，即“志士仁人，无求生而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孔子还认为，一个人首先要有为实现理想而百折不挠的意志，方能为学修德，他自身的德育历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更要求学生要经得起艰苦的锤炼，“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论语·阳货》)。道德的成长，必须克服内外障碍与困难，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是绝对做不出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的。
第三，孔子强调“行”的重要性。孔子认为“行”比“知”更重要，“行”是德的归结，“的”不能离开“行”。所以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孔子的德育过程，就是要求言行如一的过程，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不是听其说，而是看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不能做到知行如一的话，则意味着德育的失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将知行合一并纳入德育过程，形成了古代教育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对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三、孔子的德育方法
孔子在毕生的德育实践中，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
第一，志恒。孔子在德育过程中，要求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并且要立志有恒，进行百折不挠的意志锻炼。故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卫灵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立志就要不怕吃苦，不能追求享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具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不应追求眼前小利，造成半途而废，悔恨终生“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善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论语·述而》)孔子为宣传自己的学说，为天下太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毅然选择苦难之路，一生不变。
第二，律己。孔子的德育重视言传身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孔子言传身教，要求别人做到时，自己先要做到，是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自己先做到了，自己的学生必然也会做的较好。自己做不好，又怎能要求别人优秀呢?“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主张先做后说，或者言出必行，视为“古者言之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
第三，扬弃。道德的规范就是公共的社会契约，德育的过程就是一个对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过程。人要修德、讲学，否则，会令人担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有错非但要不怕别人知道，而且要决心改正，“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子张》)。他反对有过错而不改的做法，“过而不改，是谓过也。” (《论语·卫灵公》)。他有特别强调寻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不断地自我监督与反省，“克己复礼以为仁” (《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同时要勇于自我批评，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宽容谅解，“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对别人的良性发展，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这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之修养，对我们今天加强自身之修为，实施德育之目标计划仍为良策。
第四，爱生。今天讲求遵守师德，不体罚学生，其意无外乎是爱生。故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对待学生，坦率真诚，主张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与弟子情深似海，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被剁成肉泥，孔子闻耗，在院子里仰天恸哭，其情动天地。孔子爱生如子，其德也高，其情也深，所以深受弟子敬爱。他去世后，学生们为其守坟三年，而子路还是不肯离去，又守了三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
四、孔子德育思想的地位与启示
孔子生活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春秋末期，在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的动荡时期，孔子以其丰富的德育思想和毕生的实践，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局面，为后人披荆斩棘，杀出了一条德育的道路。他以渊博的文化知识，高尚的道德情操，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培养出了许多品学兼优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这在当时和以后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万世师表”。这是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曾有过的历史地位。
孔子的德育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所蕴含的思想和精神可穿越时空的界限，其德育思想和方法，今天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并进行发展，吸收借鉴先进合理的部分，充分改造利用，从而推动学校德育的开展和深化。保证社会主义道德在吸收传统道德精华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读孔子传的心得体会篇3
自从胡适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称孔子的政治哲学为“正名主义”，视作“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孔子所言“正名”就被泛化为普适性政纲。以后论者无不受此影响，批评孔子“企图用过时的旧名来纠正改变了的现实，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观点成为主流。新时期以来，说孔子政治上“保守、落后以至反动”者不乏其人，对其政治哲学与治国方略误解尤甚。正本清源，廓清误解，已成为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务之急。
为了辨疑纠误，兹引录《论语·子路》第三章：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此章应系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子路所谓“卫君”乃卫出公。据《左传》，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晋卫会盟时，赵简子怂恿部下羞辱卫灵公，严重伤害了卫国的尊严。灵公君臣归国先咨询于大夫，获得贵族上层支持；又“朝国人”问：“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卫国遂断绝了卫晋联盟。而卫太子蒯聩谋刺南子不成流亡国外，却投靠了赵简子。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卫灵公殁，赵简子企图送蒯聩归国继位以控制卫国；忠于灵公的大臣则拥立蒯聩之子公孙辄继位，拒蒯聩于卫晋边界的戚邑（辄年少，掌实权的是孔文子等大臣），形成表面上是卫出公父子争国，实际是卫以齐鲁为后援抵御晋国干涉，长期相持不下的局面。哀公六年孔子自楚返卫，所言“正名”，正是针对卫国君臣父子名分紊乱之局。朱熹注引“谢氏曰：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误将“名不正，则言不顺”等语作为一般道理的正确性，混同于“正名”治国方略的普适性，忽略了首先要实施“正名”的前提条件。胡适受此影响，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引述了“正名”一章，又引孔子“觚不觚，觚哉？觚哉”“政者，正也”等语及“齐景公问政”章，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只是正名主义”。勉强完成“正名”的普适性论证。其实，齐、卫政局不同，孔子开的药方也不同，“君君臣臣”云云，是要求君臣父子的行为符合各自身份，到位而不逾越本分。这分明是正身、正行，而非正名；硬说是正名，是偷换概念。如果说齐国“君不君、臣不臣”等乱象在春秋时代确有普遍性，此药方也具有普适性的话，那么，卫国君臣父子名分紊乱却是一个特殊现象，“正名”并无普适性，将其泛化为“正名主义”是莫大误解。如此违反逻辑的论证，却被学界普遍接受。直到胡适提出“正名主义”60年后，张岱年教授始醒悟道：“以前，很多人（包括我在内）解释正名，都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正名的主要内容，这在事实上恐怕并不切合于正名的含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说是‘循名责实’，而正名是纠正名义，并不是一回事。”此论发表35年了，对于“正名”的误解，依旧充斥于各种《论语》注本和有关论著。
如能摒弃流行的偏见，则不难发现：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崇仁尚德的民本主义。
先秦民本思潮发源甚早。据《尚书》：夏初的《五子之歌》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伊尹授政太甲有“无轻民事”之训，盘庚迁殷有“重我民”之谕。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作《泰誓》三篇，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句屡被后世引用；周公作《康诰》《酒诰》《梓材》，提出“明德慎罚”“用康保民”“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等思想。
政治哲学是政治与伦理的耦合体，是如何获得美好生活和良序社会的理性反思与实践智慧。孔子搜集研究古文献，对夏、商、周三代政治进行了道德的、价值的反思，又汲取前人思想精华，标举仁学的旗帜，对于政治的目的、规律、规范、为政方略、理想的政治生活等都有深刻论述，构成了含蕴丰富的政治哲学。这里，主要依据《论语》概括如下：
一是“仁者爱人”，推行忠恕。《颜渊》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是协调人际关系特别是君臣父子等宗法政治关系的根本原则，是政治活动的发端和归宿。使民即行政，仁者行政须秉持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仁的基本理念是爱人。仁爱是一种普遍的爱，但不是一视同仁，而是由亲及疏有差等的爱。《学而》篇：“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若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仁以孝悌为基点，逐步推广达到泛爱众；虽有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局限性，却不掩盖其人道主义的光辉，确实蕴含着人类永恒价值。
二是“使民以时”，惠民安民。仁者为政务使“近者说，远者来”（《子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欲安之，必富之。《尧曰》记孔子“所重：民、食、丧、祭”。民与食，是政治的群众基础和物质保障；丧与祭，是“慎终追远”教化安民。《学而》载：“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统治者节制用度才能薄赋敛，使民不违农时才能发展生产，这是富民安民的基本准则。孔子称赞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义者，宜也。使民也义，即使民以时、赋役有度；养民也惠，即惠民安民。
三是“为政以德”，政者正也。《颜渊》篇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者或谓“孔子具有英雄史观”，这是把社会道德风气的养成混同于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既曲解了英雄史观，也误解了孔子。孔子对政治的基本定义是：“政者，正也。”其道德要求首先是针对执政者或准备从政者提出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示教垂范，反对“不教而杀”的虐民暴政，才是孔子倡导德政的真谛。
四是“为国以礼”，宽猛相济。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并不反对法治。他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是说为政要崇礼尚德，不能单靠政令刑罚。《左传·昭公二十年》记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可见不排斥刑罚。他曾任鲁国司寇，是最高司法官；其弟子从政，也不免断狱执法。徐复观曾讲：“说儒家重人治而不重法治，便首先要看对‘法’的解释……若将法解释为刑法，则儒家确是不重视刑法，但并不否定刑法……若将法解释为政治上所应共同遵守的若干客观性的原则，及由此等原则而形之为制度，见之于设施”，则孔子“‘齐之以礼’的‘礼’，其基本精神正合于现代之法治，而法家的‘法’，偏于刑法的意味重，并与现代的法治不同。因此，‘齐之以礼’即是主张法治”。此论当能纠正一些人对于孔子、儒家和现代法治的偏见。
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此为《礼记·礼运》载孔子之语，是其用以支撑良序社会和美好生活的两块基石。《子路》记仲弓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为政》记孔子对哀公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错，放置；枉，邪曲。举直即举贤，使正直者位居邪曲者之上，才能够服众。在孔子心目中，诚信是为人之本、为政之本、立国之本。他对此论述颇多，学界耳熟能详，后面谈治国方略还有引述，此不赘。
六是尊君权，张公室，大一统。春秋时代王纲解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孔子尊王以崇尚天下一统，尊君以求张公室、抑私门、惠民生，故有“堕三都”等举措，有“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等反对僭越的言论。当时除了君主制别无选择，孔子维护君主制，却反对君主专制，反对愚忠愚孝。《宪问》中：“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认为犯颜直谏是大臣本色，谏诤不听则可以另择明君。他要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对君父的要求，并不亚于臣子。当时“忠”是人际关系普遍准则，如“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并不专指事君。至于《季氏》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那一章，曾被视作孔子政治上复古倒退的佐证，其实是他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战乱，期盼政治有序社会和谐的“大一统”主张。这一主张经过“春秋公羊学”进一步阐发，对于历代仁人志士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河南教育报刊社、河南省教科所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从教育经典的视角看《论语》”阶段性成果）
读孔子传的心得体会篇4
人在社会上一定会有代表身份地位的称号，这个称号就是“名”；而既然有此名，则必具备与之相符的要件，亦即当尽的义务和应享的权利，而这些与其“名”相符的权利义务，就是“分”。
因此，所谓“正名分”，就是要人安分守己；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及“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守名分的最佳表现。
?左传·桓公二年》云：“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
上述此言出自师服，他把名和义、礼、体、政层层联系起来，说明名的重要性，这也启发了孔子的“正名”思想。
所谓“名以制义”，就是名是用以制定义理的。师服在此所谓的“名”，乃名实之“名”，指世间万物的称号。对于物，“名”务求名副其实，即“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对于人，则依其身份地位，示以应享的权利与当尽的义务，亦即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义以出礼”则说明义是用以制定礼法的，亦即《礼记》所云：“礼也，义之实也”，这便是以义制定礼的标准。人一旦得到某名，在社会上便有了定位，也就有了当守的本分，而如果做事时能谨守本分，居心方正平直，一举一动都合乎事理之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这就叫做“义”。
“礼以体政”则指礼是用以组成政令的要素，也就是说政令是依据礼法组成的；“政以正民”则指政令是用以辅导或纠正人民的依据。合乎礼仪的政令形成，人民自然听从，人民只要依礼行事，就可以不违政令；反之，政令若与礼、义相违背，人民动不动就要犯禁，势必无法忍受，终起而叛乱。
师服之言，虽然针对君主命名而发，最初只关系到一人，然而影响所及，确实牵涉到人民的生活与福祉，因此不可大意。
《东周列国·春秋篇》孔子剧照
我们从《论语·子路》所载的孔子“正名”说中，不难看出师服言论的影子。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即是依据师服的“名以制义”而说的；“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则是根据师服“义以出礼”而论的。其后，孔子之所以并言乐，乃因礼和乐实乃体之两面，密不可分。
孔子这番言论是将师服的意思从反面加以阐述，这也成为他“正名”论的基础。据《史记》所载，孔子发表此番言论之时，正值卫国父子争国、名分紊乱之际。因此，孔子之“正名”虽然源自于师服之语，但其主要目的并非如同师服之强调命名的重要性，而是要使世人明白人伦之道理，希望人人都明理知义，恪守本分。
孔子“正名”之说根源于师服之言，但其含义究竟为何，旧解林林总总，异说纷纭。在玲珑看来，论孔子“正名”的含义，当将《春秋》的褒贬正名大义，列入讨论范畴，其含义为“正名字”、“正名分”以及“辩是非、寓褒贬”。
“正名字”是“正名分”的手段，“正名分”是“正名字”的目的。是以《春秋》对于僭越称王的吴、楚、两位诸侯，只称“子”；齐、晋之君无论权势有多大，只称“侯”；宋、鲁虽然弱，仍旧称“公”；周天子即便已经没有号令天下之实权，仍称“天王”。以上均是由“正名字”来彰明“正名分”之旨。《春秋》以人物之言行能否如其名分而加以褒贬，故有“辩是非、寓褒贬”的含义在内。
综上所述，孔子“正名”虽然有以上三种含义，但“正名分”才是孔子“正名”的主旨所在。是以孔子“正名”主要关切的对象，当是“人伦名分”，这也是《春秋》之焦点。
《东周列国·春秋篇》孔子剧照
那么，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视“正名”？实乃源于当时之时代背景。
孟子清晰地指出：“孔子惧，作《春秋》”，是时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世衰道微到如此地步，导致天下各阶层的人们都开始不守本分，逐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以孔子以“正名”为治国的首要工作。
春秋之世正是天下无道，诸侯妄为的时代，孔子用一句“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道破了春秋世局的演变。我们都知道，自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虽然名义上为共主，却已丧失对天下的统治权。王畿起初尚有数百里的土地，后来因为赏赐有功，以及晋、郑、秦等国的侵夺，仅余雒邑附近而已。
正因如此，王室经济困窘，已经无法维持足够的军队，甚至得向诸侯“求金”、“求车”。周王室既然没有实力作后盾，那么在诸侯的心中，自然也就无足轻重。
最终，周天子的威严丧失，名存实亡。平王东迁后，历来借以安定社会、巩固政权的封建制度也逐渐崩溃，导致诸侯多有僭越之举，国与国之间更是征伐不断，因此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间，“弑君事件”就多达三十六次。
《东周列国·春秋篇》孔子剧照
春秋时代，礼乐制度全面崩坏，“亲亲、尊尊”之义亦不复存在。政治环境由原来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转变为霸主迭起；礼乐征伐自诸侯处，甚而转变为“陪臣执国命”。社会环境也因封建制度的瓦解，以及诸侯争霸后的动荡不安，导致礼崩乐坏。
即便是继承周礼较为完善的鲁国，不守名分之事亦是屡见不鲜，尤以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为最。如季氏僭用天子礼乐，舞八佾于庭，孔子为之气结。孔子“正名”的主张，就是针对此种逆乱行为而提出的。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他生当天下无道之时，是时主张独善其身之厌世者比比皆是，然而孔子却对此喟然自叹：“鸟兽不可以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虽知不可为而为之，提出“正名”学说针砭时弊，他终生栖栖遑遑，其目的即在拨乱反正，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
孔子虽然明白正名定分是拨乱反正的最好方针，然其说并不被当时各诸侯所采纳，从而撰作《春秋》，将“正名”思想寄寓其中，用以“惩恶”、“劝善”，期待能够使乱臣贼子恐惧，还社会以应有的和谐与秩序。
电影《孔子》剧照
从上文我们可以知晓，《春秋》是孔子寄寓理想与抱负的经典，然而《春秋》又要如何正名定分呢？就是以事实为依据，借褒贬为手段，表明具有各种名位的人，所当守的本分。如隐公元年《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通过《左传》的叙事，即可以明了《春秋》微言中的大义。
因此，《春秋》之文，在伦常方面十分“精准”，内容是针对人物行事加以审察而作的叙述或判断。《春秋》就是这样一部教人克己复礼的奇书。
孔子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因如此，《春秋》具有史书的体制，就是为了使讲论的正名大义更为深刻具体，以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
然而，《春秋》是经书，绝不是史书。《孟子》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所窃取的“义”，正是古史褒贬惩戒的寓意。不同的是，古史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孔子《春秋》则是意在笔先，在二百四十二年间择取适当的事例，褒贬是非以突显具有各种名位的人所当恪守的本分。因此，《春秋》是一部昭示常道的经书，绝对不能以史书视之。
电影《孔子》剧照
?春秋》含有“文”、“事”、“义”三要素，“文”是记事表意的文词；“事”则是“文”所涉及的内容，是春秋二百四十年间人们的言行事迹；至于“义”，是经文记事所要表达的常道。
但《春秋》寓“事”于“文”，寓“义”于“事”，因此如果想要了解《春秋》的微言大义，就得通过《左传》探寻其事，再据其事索取其义。孔子为免时难，将褒贬正名的旨意，以隐微精妙的文辞加以表述，而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春秋》与《左传》之关系，可见一斑。
总而述之，《春秋》与《左传》是表里密不可分的两部经典。没有《左传》把经文的背景衬托出来，《春秋》就成为王安石所谓的“断烂朝报”；没有《春秋》的褒贬作为指南针，我们终将迷失于《左传》叙事的汪洋。所以，二书应合读，不可偏废。
读孔子传的心得体会篇5
胡玫是个了不起的女导演，她能把有关于信仰与理念的重大主题在荧屏的方寸间运筹帷幄，不能不说这些有关于她的气度与胸怀。正如比李咏更出众的哈文一样，其唯美与气魄的完美统一，告诉世界，女人的心胸不只是仅仅能容下厨房与男人，如果有其善良、善感、坚忍与包容，她甚至比男人更能容下这个正反两面的世界。在胡玫导演的电影《孔子》里我看到了这一点。
后人追寻着孔子闪闪发光的思想一走千年，却不知其实孔子的一生也是因落魄不得志而郁郁寡欢。那么多有见地的政治思想和四两拨千斤的军事谋略，只能寄托给能够采纳它的明君智臣，这不能不说是其命运的悲哀。所以当我们看到颜回在冰河中用生命去护卫圣人的思想时，看到子路急于实现孔子的理想而战死沙场时，我们便会不由自主地热泪狂奔。电影的结尾我们看到堆积成山的竹简被各种颜色的布匹分类包裹着，那其中不乏“人之初性本善”的教化，也不乏驰骋疆场时争与让的哲学，满头白发的孔圣人就那样安详的坐化期间，窗外是一个山高水长云雾缭绕的人间仙境。这也许就是中国人心中的天堂，那是常人渴望而不可及的。所以正如最了解女人的是男人一样，最了解男人的也是女人。而孔圣人是洞穿了人心，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他更是看透了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且纵贯古今。
也许，我所理解的孔夫子未免太过粗浅，但在看这部电影时，我确实感到了孔子的真实存在。其实不管你认不认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地保有着儒家思想的印记，这已经成为人们评价是非的标准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历经千年风霜雨雪的历炼，几次火浴后的凤凰涅槃，让它拥有了可以撼动世界的力量。所以，不管我们是商人，还是政客，是妇孺还是童叟，我们真的该时常扪心自问：“孔圣人你是否住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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